- 王泽;于永达;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2020年04期 No.456 28-40+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K] [下载次数：169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4 ] - 罗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年04期 No.456 41-55+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9K] [下载次数：23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5 ] |[阅读次数：7 ] - 康镇;
区域性政策实验作为回应不确定性的实验主义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全球趋势。中国以政策试点为触媒的政策实验模式,嵌入到纵横交织的府际关系网络,凸显了独具特色的政府治理逻辑。紧扣当前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时代导向,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实现系统治理的战略高度,推动政策试点由实验主义治理范式向设计主义治理范式平顺转换,克服试点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政策碎片化、样板同质化、有限外推性等问题,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政策试点的治理效能。
2020年04期 No.456 56-69+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K] [下载次数：143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6 ] |[阅读次数：3 ]
- 印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2020年04期 No.456 82-96+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下载次数：14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9 ] |[阅读次数：8 ] - 王向阳;吴海龙;
中国农民工群体打工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浙江店口贵州、江西、安徽三地农民工群体打工生活的考察发现,特定村庄结构形塑出特定类型的打工行为,进而影响打工模式的类型差异。来自以贵州农村为代表的分散型原子化村庄中的农民工,打工目标以个体体验为导向,生产性弱、消费性强,难以形成有效的家庭积累,形塑了以简单型家庭再生产为特征的打工模式;来自以江西农村为代表的团结型宗族性村庄中的农民工,打工目标以家庭生活为导向,生产性强、消费性弱,注重下一代教育投资,形成了以稳健发展型家庭再生产为特征的打工模式;来自以安徽农村为代表的分裂型小亲族村庄中的农民工,打工目标以家庭发展和村庄竞争为导向,生产性强、消费性弱、经营性突出,形成了以竞争发展型家庭再生产为特征的打工模式。强调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农民工打工生活的行为差异,旨在说明农民工群体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深化对农民工群体的深刻认知。
2020年04期 No.456 97-108+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K] [下载次数：56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4 ]